參加|她一輩子未生育，不參加丈夫葬禮，晚年由情敵供養，死后伶仃獨葬供養|感動|朱安|丈夫

生命是一個故事，但有些生命永遠沉默，有些生命萬古流芳。這句話形容在朱安和魯迅身上，貼切得令人嘆息。魯迅身后的朱安早已埋葬，而朱安心里的魯迅卻活進了教科書，這或許就是他們為什么注定無法交集的原因。在新舊交替的民國，魯迅和朱安的婚姻是最失敗的包辦婚姻，既不是離婚收場，也不是圓滿收尾。捆綁一生的結局，造就了一位最冷酷的丈夫，一位最可憐的妻子。直至老死，他們都未曾有過一句親切的對話。不禁唏噓，終身伴侶，人生發誓只選一次，為什么會有飲恨終生的婚姻悲劇，這里面的點滴，是時代的縮影，也是世故的探索。朱安和魯迅的婚姻悲劇，的確值得反復漫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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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，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，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。”1906年夏秋，魯迅在日本被母親以“母病速歸”的電報騙回國與朱安完婚之后，就說出了上面這一句話。此后的夫妻生活里，無論是在公開場合，還是私人的通信、日記中，魯迅對朱安的稱呼也是極其冰冷疏離，只簡單地以“婦”代之。其中的決絕冷酷，無疑是反襯出朱安內心苦悶孤寂的一個處境。關于婚后的生活，參照其友人荊有麟所說就可以預先打一個冷顫——“那家庭，可就太怕人了”。魯迅與朱安平日無話可聊，必要的交流也只是一些平常的例話：‘大先生與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話，早晨太太喊先生起來，先生答應一聲‘哼’，太太喊先生吃飯，先生又是‘哼’，晚上先生睡覺遲，太太睡覺早，太太總要問：門關不關？這時節，先生才有一句簡單話：‘關’，或者‘不關’，要不，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錢，先生才會講較多的話，如‘要多少？’或者再順便問一下，什么東西添買不添買？但這種較長的話，一月之中，不過一兩次。’”為什么造成這種局面，因素多方面，但可以從一個日常事件中窺探，魯迅似乎也不完全是徹底不近人情。在婚后最初的一次交流中，魯迅試圖與朱安打開話匣子。他告訴朱安，日本有一種美食很好吃，但未待魯迅介紹完，朱安就搶先附和說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我也吃過。”隨后魯迅立馬閉了嘴，話題也立刻變得索然無味。因為這種美食，不光紹興沒有，全中國也沒有，朱安怎會吃過？用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朱安當時太能“裝”了。所以魯迅對朱安感到厭惡，尤其這已不是朱安第一次耍小聰明了。在結婚當日，她就為了討魯迅歡心而自欺欺人地穿了一雙大號的繡花鞋，不料走出花轎時鞋子滑落穿幫，露出了一雙三寸金蓮，場面一度非常尷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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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管這些小聰明無傷大雅，但魯迅一貫嚴肅的性格不容忍這種自以為是的愚蠢。不過這也絕不是魯迅缺乏包容，皆因這種厭惡都是朱安一點一滴地積累而成的。不妨將話題推到結婚前，魯迅的弟弟周建人說:“結婚以后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，也沒有放足，他以前寫來的信，統統都是白寫，新娘名叫朱安，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，媒人又是謙嬸，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，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，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，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最起碼的要求，也一定會去做的，而且也不難做到的，誰知會全盤落空呢？”讀書放足是魯迅對舊式未婚妻提的起碼要求，但是朱安統統拒絕了。由此魯迅對朱安的厭惡感倍增，因為他實在不能接受一個比自己母親還要顯得老朽的妻子。這倒是實情，周老太太雖然封建傳統，但通過自修獲得了讀書看報，甚至迷上看張恨水小說的文化水平。相對于朱安，她沒什么特別的愛好，反倒一袋一袋地抽水煙是她的癖好。所以在朋友面前提起這位“一無是處”的妻子，魯迅總免不了以一種諷刺挖苦的口吻來貶低朱安，似乎是朱安把他的一生釘在了恥辱柱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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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時候，許多人都將朱安不愿識字放足歸為她自身不爭氣的可恨之處，故而給她下了一個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”的結論。但這并不完全正確的，雖然自康梁維新以來，國內確實逐漸興起了放足的輿論，但在內地的紹興鄉野，思想極度閉塞，放足仍舊是一種離經叛道的行為，實在強人所難。朱家又屬于保守家族，恪守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的婦論，允許朱安上學堂讀書的希望也渺茫。這兩件事不是登天一般難，但也絕不是魯迅心想事成般簡單。魯迅自己依然要屈服于包辦婚姻的封建壓力，何況朱安一介大字不識的弱女流，更加沒有那個勇氣挑戰傳統了。不過，從平等角度出發，為什么魯迅交代的事，朱安就必須迎合，必須聽話照做。不能因為魯迅讀書多，接受過新思想的洗禮，就必須要求妻子按照他的標準來作出改造，這是赤裸裸的男權表現。既然屈從了這段婚姻，就需要有思想準備。朱安沒有與他接受一樣的教育，就不可能有同等的思想覺悟。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，想要別人為你而改變都是很難的。放在當下，朱安幾乎算得上是完美的賢妻良母模子，她缺少改變的理由。又或者，反過來問，魯迅為什么不能為了朱安而改變自己。作為崇尚新思想的知識分子，甚至于一位拿筆的君子，面對一位備受封建荼毒的大齡剩女，又簽下了如同賣身契的婚約，魯迅是否應該拿出知識分子的風度。或者借鑒胡適的與妻態度，憐憫包容第一，教化感悟第二。其次，魯迅留學過海外，應該是了解國情的，在清末他想娶到像許廣平這樣讀過書的新式女子簡直異想天開。所以即使他不娶朱安，也會娶到第二個朱安，除非他下定主意打光棍了。至于朱安呢？有人替她做了一個假設——假如不曾與魯迅相遇，嫁的是一般男人，她的命運未必不好。最起碼，她該會有一個孩子，達成畢生相夫教子的心愿。記得讀書時老師打趣說過一句話，女人嫁豬嫁狗都一樣，因為人都會變的，重要是長得帥。雖然是一個開玩笑的笑話，但也包含了哲理，婚姻變數太大，是不可預測的。那就沒有所謂命運這個東西，一切無非是考驗，懲罰，補償。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的際遇，朱安不愿改變，就無法拒絕到來的際遇，“哀其不爭”的結論注定也是板上釘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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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民國初期，新舊禮教的交鋒曾旋風一般刮起一股“退婚潮。”凡是喝過洋墨水或富貴顯達者，紛紛主張“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”之新觀念，不惜與家庭決裂的代價解除舊式婚約，甚至拋棄包辦婚姻與糟糠之妻。這個時候，追趕潮流，主張“離婚”絕對是魯迅徹底解放的光明大道，但為什么他沒有推翻婚事？這個問題，令人不約而同地將他與胡適聯系在一起。胡適說過，“我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。我并不曾準備作什么犧牲，不過是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。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，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，我良心上的責備，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......最占便宜的，是社會上對于此事的過分贊許……我是不怕人罵的，我也不曾求人贊許，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……”之所以參考胡適的話進行推測魯迅的內心，是因為兩人在對待“舊式夫人”的立場上都有一顆“不忍傷幾個人的心”的同情心。只是胡適的同情較為溫暖、開放，而魯迅的同情則較為內斂、嚴肅。回頭再看朱安，“離婚”對她來說同樣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爭議話題。從現實層面上發表意見就沒多大意思了，你我都清楚無謀生能力離婚等于死路一條，即使魯迅負擔生活費，朱安也會被鄰里的唾沫淹死。那么在本人主觀層面上，朱安對離婚是持什么態度？大可從她在一次賓朋滿座的家中，當眾下跪所發泄的一番話進行揣摩：“我來周家已許多年，大先生不很理我；我是配不上大先生，大先生要娶妻納妾，全憑他自己；但我生是周家的人，死是周家的鬼，老太太活著一天，我服侍她一天，老太太百年以后，我吃齋念佛，決不離開周家……”“生是周家的人，死是周家的鬼”，“決不離開周家”，朱安的原則底線已經很清楚了，別說談離婚，即使離婚，也要離婚不離家，因為她和周老太太是“母女一體”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魯迅是這樣回應朱安那番話的：“中國的舊式的婦女也很厲害，從此所有的同情，都被她爭取了去，大家都批評我不好。”據周作人等人確認，大家確實都同情朱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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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| 朱安（右一）離開紹興北上前與娘家人合影不可否認，朱安如自己丈夫所諷刺的那樣，將自己擺得很卑微，以自貶身價來博取同情。但魯迅的話也是從骨子里透出了刻薄，如果朱安不處于一個不幸人生，她會爭取同情嗎？或者說，難道她就不值得被同情嗎？就論生育一事來說，一個無性無愛的女人，竟然被自己的婆婆埋怨生不出孩子，迫得她委屈地哭訴：“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，怎么會生兒子呢？”無兒無女，剝奪了一個女人當母親的權利。沒能享受性與獲得生育，這對朱安來說，是一個致命荒涼的事實。舊式女性視生孩子為天職、使命，而朱安在這方面卻一片空白，她的內疚可想而知了。當然，這也體現了魯迅是個表里如一的男人，起碼他沒有說一套做一套。與朱安結婚十多年，他寧愿勒緊褲頭，甚至用奇離古怪的辦法抑制性欲也不愿解開禁欲的春天。那么，在道德上，魯迅是贏了風度還是吃了大虧？當旁觀者去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會本能地先入為主，并且多少凌駕于道德之上來評足論道。所以魯迅的評價就完全取決于不同時代人的不同的思想觀念了。在舊社會的觀念里，不睡，會被天下女人唾罵絕情；在新社會的觀念里，睡了，會被天下女人唾罵渣男。前者理由是魯迅主動“絕育”了朱安，后者則是魯迅不愛卻“玷污”了朱安。到頭來，魯迅的名聲就處于了一個左右為難的處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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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芳在《我所記憶中的魯迅先生》中回憶：大師母操持家務是稱職的，節儉持家，空下來就做做針線。她還能炒一手地道的家鄉菜。每當大先生有客人來，她總是以禮相待的，泡茶、燒點心，都很盡心。這樣賢惠的朱安，犧牲小我，關顧大家，卻沒有等來絲毫轉機。這種絕望就像岸上的魚，最終會死于對一滴水的渴望。當知道大先生娶了許廣平，一切希望都破滅了。朱安口頭上鼓勵丈夫納妾，但當這個鼓勵成為事實時，她的內心還是充滿了落寞。但有趣的是，這個沒文化的姑娘形象地稱自己是一只慢吞吞的蝸牛：“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，我想好好服侍他，一切順著他，將來總會好。我好比是一只蝸牛，從墻底一點兒一點兒往上爬，爬得雖慢，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。可是，現在我沒有辦法了，我沒力氣爬了。我待他再好，也是無用。”也許不是朱安沒有力氣爬了，而是墻頂上早已沒有了等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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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得知許廣平為周家誕下一子時，朱安終于咽下這個事實，心態也轉變得開朗。因為周家終于有后了，她心中的內疚自責減輕了許多。她在信中期許周海嬰：“早自努力光大門楣，汝父增色，亦一洗我一生之恥辱也。”（1945年11月27日致海嬰）在朱安的傳統思維里，她認為庶子也是自己的兒子，但十分遺憾的是，這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廂情愿。許廣平雖沒有名分，但她好像并不買賬朱安是原配夫人的名頭。大概她認為朱安與魯迅的結合是舊式婚姻，不作算數，所以她始終稱呼朱安為“朱安女士”。但值得肯定的是，許廣平十分良心地繼承了魯迅對朱安的贍養義務，在魯迅死后，許廣平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，仍盡力維持朱安的生活。不過因為戰后物價飛漲，加之許廣平被鋪入獄，鞭長莫及，朱安還是吃了苦頭。這就引出了“出售魯迅藏書”風波一事。許廣平聽聞消息，急得立馬委托律師在《申報》上發表聲明：“按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，死后舉國哀悼，故其一切遺物，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，以備國人紀念。況就法律言，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，不得單獨處分，否則不能生效，律有明文規定。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，廣平等決不承認。”其實論法律上，朱安才是合法夫人，她有對亡夫遺產的處分權，并不需要許廣平承認或同意。但她大概不會真心這么做，因為在《魯迅與我七十年》中記述過兩次有人愿意出價購買魯迅的遺作，朱安都斷然拒絕了。之所以有出售魯迅藏書的念頭，實情真是餓急了。上海文化界的人士在西三條魯迅住處拜訪時，見到了朱安的用膳，如此描述：湯水似的稀粥，桌上碟子里有幾塊醬蘿卜。這種寒酸伙食，迫得朱安生平第一次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吶喊——“我也是魯迅的遺物，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啊！”衣食無憂一輩子，朱安何曾有過這樣落魄之境地，再聽聽她自己的陳述，就不免心酸：“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，送老歸山，我今年也已經六十六歲了，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飯飽，一點不敢有其他的奢望，就是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，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，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，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，迫不得已，才急其所急，賣書還債，維持生命，倘有一籌可展，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又何苦出這種下策呢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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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月清淺，時光匆匆。如果不是許廣平在文章里寫道：魯迅原來有一位夫人朱氏，……她名“安”，她的母親家長輩叫她“安姑”。或許沒人會知道朱安的真正名字。魯迅形容舊婚姻是“陪著做一世的犧牲，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。”這筆舊賬恰恰正是朱安凄惶人生的寫照。1947年6月29日，她被發現一個人孤獨地死去。去世前，她托人轉告許廣平：靈柩擬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。誰能料到，這么一個簡單的遺愿也落空了。她被伶仃地葬在了西直門外的保福寺一處私地，沒有墓碑，沒有行狀，等待世界將她遺忘。未能為夫奔喪，未能魂守夫旁，因為同一個人，朱安落下了人生兩大憾事。千帆過盡，只留一抹沉香。一個站立于時代邊緣的女子，在一座安靜落寞的四合院里被人供養了一輩子，耗盡畢生精力，送走了丈夫，送走了婆婆，最后送走了自己。從丈夫口中“母親的禮物”到她自己口中說出“魯迅的遺物”，原來她真的只是一件“物品”啊！這是對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何其莫大的調侃玩弄。但她最終還是選擇了忍淚動容，釋然了自己，寬恕了丈夫，無比凄慨地告訴世人：“周先生對我并不算壞，彼此間并沒有爭吵，各有各的人生，我應該原諒他。”【參加|她一輩子未生育，不參加丈夫葬禮，晚年由情敵供養，死后伶仃獨葬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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